老虎

　　本報記者 陳璇《中國青年報》（2014年10月15日12版）
　　2013年3月29日，孟浩在媒體見證下剃掉鬍子。CFP供圖
　　王則楚（左）、孟浩（右）在廣州中考新政座談會上。（資料照片）
　　圓桌討論，從左至右為萬慶濤、曾德雄、王則楚。（資料照片）
　　他們是廣州有名的“刺兒頭”，專愛給政府部門“挑刺兒”。
　　有些長年被“挑刺兒”的部門對此已習以為常。就算被劈頭蓋臉“罵”過一頓，有的部門還是將他們視為座上賓，甚至客客氣氣地主動聽“罵”，還有的官員跟他們成了關係不錯的朋友。
　　這個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事兒，從城市債務、路橋規劃，到停車場收費以及公交站牌如何擺放，他們都愛管。一旦什麼地方看不慣了，他們就會喋喋不休地批評，一點情面也不留。
　　2012年開始，這群“刺兒頭”聯合起來，搞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在江湖上的名號是“廣州公共觀察”。
　　他們罵著廣州，但也愛著這個城市。他們熱愛廣州乃至廣東的一個重要理由便是：你可以有話直說，只要你有道理，即使是政府，也必須以理服人。
　　最近，他們中有人提議把近年來給廣州“挑刺兒”的評論文章結集出版。這一梳理下來，有人發現那些曾經灑在報紙上的“唾沫星兒”，差不多可以匯成“一個城市的批評史”——唇槍舌劍之中，“公民和政府都在學著如何對話”。
　　我這是文化觀察室，不是畫廊，我要扎在這兒，守住廣州的這塊文化空間
　　所謂的“廣州公共觀察”，不是社會組織，也不是正兒八經的民間團體。
　　用他們的話來說，這是一個“鬆散的沙龍”，或者關心公共事務的朋友圈。主要的活動形式是“飯局”，酒和茶是必不可少的。
　　9月17日這天晚上，一場颱風剛剛撤離廣州。這群當地赫赫有名的“刺兒頭”再次小聚。
　　做東的是廣東省政協委員孟浩，他是“廣州公共觀察”的資深成員之一。在坐落於廣州著名文化創意園——紅專廠的“紅一號藝站”里，他備好了茶葉和純凈水。
　　在朋友們的贊助下，也就是通過時下流行的“眾籌”，孟浩將這間廢棄的罐頭工廠車間改造了一下：一樓和二樓佈置成藝術展廳和書畫創作室、書吧，三樓則捯飭為一間帶有露臺的茶室。
　　墨香四溢的名家書畫、雕琢精緻的實木茶桌以及燒滾的開水，等待著老友們陸續赴約。
　　哲學文化副研究員曾德雄和律師趙紹華已經喝上了茶。曾德雄長得斯斯文文，說話不緊不慢，是朋友口中的“哲學家”。
　　開保時捷的律師朱永平也如約而至。他穿著白色的休閑運動褲，手裡拎著兩瓶紅酒、茶葉和海鮮土特產。他那“你是我天邊最美的雲彩”的手機鈴聲不時響起來。
　　“老孟，你這間畫廊真不錯啊！”有人對孟浩精心佈置的“紅一號藝站”贊不絕口。
　　對方話音剛落下，孟浩立即嚴肅地糾正：“我這是文化觀察室，不是畫廊。”
　　這家又名“廣州公共文化觀察室”的藝術機構，是孟浩近期的一件“作品”。這位廣東知名政協委員所在的地方，通常不缺少新聞。
　　“老孟，你這一折騰，讓（廣州金融城）這個項目損失十幾億，恨不得都把你砍了。”年輕的趙紹華跟孟浩開起玩笑。
　　下巴冒著灰白胡茬的孟浩顯露出自得的神色。他的鬍鬚曾經被包括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在內的人“掛念”。
　　為了讓廣州市政府公開“神秘”的39號文件，孟浩在政協會場上宣佈“一天不公開文件，一天不刮鬍子”。從此，他的鬍鬚越留越長。
　　他認為自己的鬍子事關政府的面子，“我的鬍子長一寸，政府的壓力就增一分”。陳市長曾經跟孟浩在媒體上“隔空喊話”，後來倆人還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對話。
　　去年3月，39號文件公開，孟浩已經長約1尺的鬍鬚終於剃落，後來被製成一支毛筆，掛在筆架上。
　　這回，孟委員立誓要做一個“釘子戶”。這是將鬍子上演為公共符號之後，他再次主導的一場“行為藝術”。去年3月，“紅專廠將要被搬遷，今後全部規劃成廣州國際金融城”的消息傳出之後，孟浩和他愛管事兒的朋友們開始行動了。
　　他組織幾位當地文化名人去紅專廠考察一番，又在今年廣東“兩會”上放話說“要在紅專廠開一家公共文化觀察室”。
　　如今他的豪言變成了現實。“看到那條新聞沒？說我是‘釘’進紅專廠。我要扎在這兒，守住廣州的這塊文化空間。”他說這話的語氣里，透著不加掩飾的成就感。
　　羊城的夜幕降臨，茶壺裡沏上了新茶，油光閃閃的滷豬蹄也端上飯桌。搞民辦教育的信力建光腳趿著一雙人字拖，慢慢悠悠地走進茶室。
　　《南方都市報》評論部的編輯蘇少鑫從茶敘中抽離，戴著一頂白色鴨舌帽的他獨自站在露臺上抽起了煙。用孟浩的話說，“我們這群人沒有不良嗜好，最多喝點小酒”，但抽煙不被歡迎。
　　直到身著白底粉色牡丹花長裙的檢察官楊斌光臨，屋子裡單調的男性氣場稍微有些調和。她是“廣州公共觀察”中唯一的女性。
　　人還沒落座，熟稔家務活兒的楊斌徑直走到廚台前，麻利地切著薑蒜和蔥段，拌起了黃瓜片。
　　紅酒就著豬蹄、水餃、黃瓜、花生米和牛丸，一頓土洋結合的晚餐開始了。因為凳子不夠，在一番相互謙讓過後，有的人高風亮節地站著就餐。
　　兩位資深的“廣州公共觀察”成員缺席此次飯局。他們是廣州的兩大“名嘴”，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和廣州美院教授李公明。
　　還有一位年輕的成員經常“掉隊”，他叫王世軍，是南方電視臺的主持人。
　　我們不談很虛的主義，只談具體事情，一個個跟市民利益相關的事情，所有的進步要靠一點一滴地緩慢推進
　　即使有時缺席飯局，但在熱點的公共事務上，他們的聲音大多都不會缺席。
　　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比“廣州公共觀察”這個名號要出名。
　　年近70的王則楚在廣州大名鼎鼎，他有次去日本考察時還遇到“粉絲”。前段時間有人以他的名義“維權”，讓他不得不在媒體上澄清說明；
　　孟浩是一位經常登上新聞版面的明星政協委員，廣受媒體記者青睞；李公明和曾德雄則是活躍的時評作者，名字常見諸報端；
　　朱永平是廣州律師界的“朱大狀”，辦過不少大案子；信力建不僅辦企業，還開博客，他開設於2008年的博客顯示訪問量至今已超過3億；
　　唯一的女性成員楊斌，論名氣不亞於其他男性成員。她曾在法庭上為一個淹死自己女兒的犯罪嫌疑人求情，因此一度備受爭議。央視的鏡頭讓她成為公眾熟知的具有同情心的“魅力人物”。
　　身份和職業不同，黨派不同，年齡有差異，“觀點也不盡相同”，但這不妨礙他們面對公共事務時，成為意見領域的“盟友”。一個王則楚或者孟浩、李公明，都是不少政府部門眼中“麻煩”的角色，而他們聯合起來一齊發聲，批評的火力開得更足。
　　“組建這個鬆散的沙龍，就是想大家抱個團，發表意見時可以形成合力。”蘇少鑫說。這位年輕的報紙編輯是“廣州公共觀察”成員們公認的“秘書長”，也是聯絡這群人的“橋梁”。
　　2006年，他在《新快報》主持評論版時，主動找王則楚、孟浩等活躍於公共事務的知名人士寫時評。如今，“廣州公共觀察”的主要成員都是蘇少鑫的評論作者。
　　“抱團”的想法偶然誕生於2012年4月的一個“具體時間想不起來”的飯局。那年，廣州市率先在全國鋪開了社會組織登記改革，降低了社會組織準入門檻。這被不少觀察人士視為釋放社會活力的重要信號。
　　“飯局上，我和曾德雄商量，要不我們成立個社會組織，試試這項改革的寬容度？”蘇少鑫回憶起最初始的動機。
　　這個帶有“試驗”色彩的想法很快得到幾位友人的呼應。但後來“發現成立社會組織需要蠻多必要條件”，他們覺得精力不濟，最終以“鬆散的沙龍”將想法付諸實施。
　　“廣州公共觀察”由此而來，每個成員稱為“觀察員”。它沒有任何組織規定和條例，但觀察員們保持著“共同的志趣和言論的尺度”。
　　所謂共同的志趣，就是他們常常自嘲的“愛管閑事兒”。事實上，這些事兒，無論大小，都不是“閑事”。
　　比如，海心沙公園該不該收費、城市垃圾如何處理、擇校費何時取消、的士價格如何改革、停車場如何收費，等等。
　　一說到“言論的尺度”，這群性格迥異的人實現了高度的默契，長年生活在廣東的他們集體表現出一種“務實”的態度。
　　“就事論事。我們不談很虛的主義，只談具體事情，一個個跟市民利益相關的事情。”“哲學家”曾德雄成為他們共同心聲的代言人。
　　這些熱衷於談論“下水道、空氣、垃圾和停車場”的意見領袖，喜歡用“具體而微”的方式來關註和參與公共事務。用曾德雄的話來總結：“所有的進步還是要靠一點一滴地緩慢推進，不是一蹴而就的。”
　　當然，他們“罵”的是廣州。信力建緊跟著補充了一句：“廣州以及廣東政府對民意的容忍度很高。他們聽不聽、理不理你是一回事，但你可以罵，可以批評。”
　　他們搶各種“麥克風”，盡可能地提高“分貝”，像祥林嫂一樣對某個問題喋喋不休
　　窗外的夜色更深了。推杯換盞之後，又是一輪茶敘。
　　八卦和新聞一茬兒接著一茬兒，從某位男導演涉嫌嫖娼被抓到蘇格蘭公投。
　　談起準備出版的《廣州公共觀察叢書》，在場人的記憶轉向當年給《新快報》寫時評的時候。
　　那塊評論版是他們中大多數最早的媒體言論陣地。2006年，國內的報紙時評正興盛。在大學的新聞學課堂里，時評被普遍視為中國社會轉型期間公民意見表達的一種形式。
　　廣東兩會上積極“搶麥”發言的王則楚、孟浩，起初並不熟悉時評寫作，“都是先在電話里口述，再由編輯整理”，但他們後來都成為廣州各大報紙競相約稿的專欄作者。
　　“報紙借助了這些知名人士的影響力，也培養了他們在媒體上表達話語的能力，相互推進成長。”知名人士和本地新聞事件評論的結合，是蘇少鑫最初為報紙評論“差異化競爭”想出的辦法。日後，那塊評論版成為廣州這幾位熱心公共事務人士運用媒體話語的策源地。
　　後來，《新快報》評論部開創了一個欄目“廣州議政廳”。每次蘇少鑫挑選一個熱門的公共議題，從王則楚、孟浩、李公明和曾德雄等人中請來三位，坐在一起邊喝茶、邊討論。這個欄目在當時收穫了不小的影響力，甚至於“評論部被有關部門‘盛情相邀’，‘別罵得那麼犀利’的說情也有”。
　　過去，他們一直在適應媒體的傳播方式。而如今，聚光燈會跟著他們走。就像蘇少鑫所說：“他們不僅僅是觀察者、評論者，有時甚至會成為公共事務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長期跟著孟委員跑政協口新聞的記者，無疑守著一座新聞富礦，這位以行動力著稱的政協委員通常會“自己挖掘”新聞。39號文、中考新政、紅專廠爭議……在近年來他所關註的社會議題中，其本人也是事件的新聞角色。
　　隨著大眾媒體的變遷、融合和傳播技術的更迭，這些早已深諳傳播規律的意見領袖，也在不斷地更新他們的表達方式：從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臺到帶有“自媒體”性質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從web1.0進入web2.0時代。
　　就連年紀最大的王則楚也緊跟潮流，微博和微信都不落下。這位老先生顯得精力過人。一天下午，他在一個文化論壇上討論“互聯網是否會促進政府民主”。晚飯時，他和幾位好友在飯桌上聊著垃圾分類。與此同時，飯店電視里正播著他對“廣州等地公積金貸款強制擔保”的意見。
　　恐怕只有一個細節暴露了他是個上了歲數的老人。當天的文化論壇結束後，他差點遺忘了隨身攜帶的小背包。結果這位老先生晚飯時一直挎著背包，不敢取下來，“怕再忘了”。
　　無論走到哪裡，批評、意見就跟到哪裡，這幾乎成為“廣州公共觀察”成員共有的標誌性特征。有時飯局還沒結束，有人就匆匆離去，撇下一句話“晚上還要回家寫文章”。
　　白雲山隧道是否該建，中考新政是否合適推出……只要覺得有話要說，找朋友借用一家咖啡館空地，擺一張茶几和幾把舊椅子，架起一臺攝像機，就開始各抒己見。然後，那些視覺包裝並不精美的觀點視頻，就在網絡上傳播開來。
　　更簡單的方式是，臉對著手機屏幕，持續用一個毫不講究的近景鏡頭，語速像“突突”的機關槍，痛快地表達一番觀點，再上傳到自家微博上。
　　他們自己也說不清，自拍的評論節目到底有多大的傳播力，也不知“相關部門的人有沒有關註”。有時，他們搶各種“麥克風”，盡可能地提高“分貝”，像祥林嫂一樣對某個問題喋喋不休，“也沒有人理我們”。
　　那是這群“刺兒頭”感到最無力的一件事。
　　這些年已經適應了這種輿論環境，出台決策有意見沒關係，可以商量，關鍵是去解決問題
　　有人提到了“中考新政”，這讓在茶桌前圍成一圈的人們精神有些振作。
　　這一事件被廣州媒體稱為“教育公共決策史上民意表達最集中、最爆棚的案例”。這也是觀察員們參與意見表達的一個有欣慰結局的事情。
　　2013年1月，廣州市教育局公示了《2013年廣州市中小學招生考試工作意見（征求意見稿）》，其中涉及到招生指標分配問題。這份“征求意見稿”，就像一塊扔進湖裡的石頭，引起輿論很大的反響。一部分家長意見很強烈，甚至跑到教育局、市政府去上訪。
　　如此掀起波瀾的事件一齣，自然少不了來自“廣州公共觀察”的聲音。孟浩坐不住了，他和廣州另一位明星政協委員韓志鵬聯名致信廣州市教育局。王則楚、李公明和曾德雄坐在一起，呼籲暫緩推出“中考新政”。蘇少鑫和曾德雄在報紙上持續地對此事發表評論。他們發揮“聯盟”優勢，批評的聲音一波緊接著一波。
　　這一次，來自廣州市教育局的回應很快到來。局長屈哨兵找來孟浩的手機號碼，主動給他發短信說：“近日我們還想再開個座談會，為廣州教育健康發展大家再幫忙支支招。如果您有空，一定得請您一顧。”
　　孟浩在微博上作了一首打油詩“鵬浩策筆疾書緊，哨兵即應細謀篇”表達欣喜。幾個小時後，屈哨兵也在微博上以另一首“打油詩”回應：“此固一謝孟夫子，從長計議謀新篇。”
　　兩人詩興顯得都很濃，以詩達意的對話來回兩次。這成為激烈博弈的“中考新政”事件中的一個小花絮。孟浩和屈哨兵“不打不相識”，兩人還成了朋友。
　　正式的公共對話發生在廣州市教育局召開的座談會上，家長代表、教育行政部門、媒體、省政府參事王則楚和孟浩、韓志鵬等省、市政協委員以及人大代表到場。會上，教育部門解讀政策，各方代表激烈地爭辯。
　　最終，廣州的中考新政有了“三年過渡期”，以各方相對比較滿意的結局收場，輿論也平靜了下來。
　　事實上，並不是每次意見表達，都如這個案例一樣有著及時甚至詩意的回應。但有些令人安慰的心聲會在私下裡傳遞。有的廣州政府官員在私人場合跟王則楚說：“王老，您說得真好啊，說出了我想說的。”王則楚想想，“這麼多年來也沒誰跟我說不要提意見”。
　　過去像“防火防盜”一樣被提防的孟浩，如今是很多政府職能部門的座上賓。孟浩的手機里存著很多部門一把手的電話，哪些地方看不慣了，可以直接打過去提意見。
　　孟浩給廣州市交委的意見提了不少。他曾經炮轟過廣州出租車經營體制，還抱怨過“公交車牌晚上看不清”等細碎問題。市交委客運管理處處長蘇奎跟孟浩接觸後，覺得“孟委員沒有個人私利，都是代表部分公眾的意願”。
　　面對大大小小的批評和意見，作為一個部門負責人，蘇奎顯現出開放的態度。他說：“這些年已經適應了這種輿論環境。在出台一些決策前，可以預知到會有‘不同意見’。有意見的話，沒關係，可以商量，關鍵是去解決問題。”
　　2008年，廣東省政協換屆的時候，屢次給政府部門“挑刺兒”的孟浩一度感到很焦慮。他向多名朋友傾訴，擔心“這次要被拿下來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孟浩不僅成功連任，還被選為政協常委。
　　為了改善公共生活這一共同目標，我們更看到無數的草根市民從生活的細微處發現問題並著手改變
　　那天晚上的酒似乎沒有喝到盡興，一瓶紅酒還沒見底，有的杯子里還留著殘酒。如果年紀最長的王則楚到場，酒一定會喝得更多。
　　雖然年近古稀，王則楚的酒量很好，半斤不在話下，“幾乎每晚都要喝”。這麼多年，他參政議政的熱情如同酒興一樣，一直沒有衰退。
　　他以“死磕”精神著稱。2000年，作為廣州市人大代表，他對洛溪大橋收費問題提出詢問。5年過去了，為了5塊錢的過橋費，他還在追問，直到那座大橋的收費歷史終結。當時，他的身份變成了廣東省政協委員。
　　近年來，廣州以及廣東省每年兩會上，幾乎都不缺犀利的言論和引起全國轟動的新聞，有個性的代表和委員搶著“上頭條”。這讓不少廣州本地的時政觀察人士想起給他們留下深刻記憶的“廣州人大現象”。
　　發生在2000年的廣州市參政議政事件是這種現象的顯著標誌。當年，廣州市人大代表7天8個詢問案，詢問的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剛性監督”引起了社會矚目。而王則楚正是“廣州人大現象”的親歷者。如今，回想當時“驚心動魄”的場面，他還是會心生感慨。
　　“廣州公共觀察”這個總共只有11個人的朋友圈裡，接近一半的人有過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經歷，有的至今還在履職。
　　孟浩是從當上政協委員以後開始關註公眾事務的。這個廣梅汕鐵路公司的職工，“把做政協委員當成一件很認真的事情來做”。他公開了自己的聯繫方式，把自己的辦公室變成了“社情工作室”，平日里會不斷地接待找他反映情況的群眾。
　　一個現實是，“代表和委員的身份對提意見是有利的”，因為被批評的部門礙於這些政治身份“總是會給點面子”。而媒體也喜歡將他們的名字和那些頭銜連綴在一起。李公明卸任廣東省第九屆政協委員以後，不少媒體在敘述他的身份時，還是習慣性地帶著“廣東省政協委員”。他本人也頗“無奈”，“帶著就帶著吧，反正寫的是‘第九屆’”。
　　在李公明看來，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光芒無法遮蓋普通廣州市民的社會參與精神。這位長期針對本地公共事務寫時評的大學教授，也是這座城市的觀察者。
　　他總結：“為了改善公共生活這一共同目標，我們看到眾多聲望卓著的有識之士熱切陳言，更看到無數的草根市民從生活的細微處發現問題並著手改變。”這裡有申請公開光亮工程可研報告的“拇指妹”、關註地鐵1號線翻新工程的“舉牌哥”，有曝光出租車“茶水費”的的哥老王、反乙肝歧視者雷闖，還有關註舊城拆遷的恩寧路學術小組、推動垃圾分類的網友“櫻桃白”和草根治堵方案的設計者陳哲宏，等等。
　　這位“廣州公共觀察”的觀察員也相信，眼見的那些熱點事件和人物還不是“廣州公民”這一動人敘事的全部，“在他們背後，肯定還有更多默默無聞的小事件、小人物”。
　　這樣的“不滿意”和那樣的“看不慣”，是因為相信公共事務的解決需要協商，是因為對公共生活有美好期待
　　杯子里的茶漸漸涼了，開始有人起身離去。
　　信力建先走了，“要趕著去接孩子”。接著，楊斌也告辭了。
　　孟浩打算晚上就在“紅一號藝站”住下來，因為擔心“樓下的字畫和電腦設備”。
　　他守衛廣州這片“老百姓去得起的”藝術園區的意志堅決。他甚至對媒體說，“什麼時候把我滅掉了，什麼時候紅專廠該拆了”。
　　朱永平開著他那輛保時捷走了，蘇少鑫駕著雪佛蘭在廣州的夜色里行駛。
　　用那晚未到場的李公明的話來說，“‘廣州公共觀察’的每個人都各懷心事”。這裡的“心事”，是說每個人懷有“共同志趣”的心理動因。
　　至於為何熱衷於公共事務，他們有共同的答案。比如，“責任感”、“追求公平”或者就是“看不慣”。這些知識分子、政治精英以及“中產階級”對公共生活有美好期待。
　　當然，也會有些更私人的理由。這其中包括李公明“自己求知欲的滿足”，還有信力建作為一個企業精英的“好為人師和表達欲”，等等。
　　信力建辦了一家民營教育集團。除了“民辦教育家”，他在社會上更知名的身份是一位時事專欄作家。
　　他在博客上談論教育、社會熱點和國際政治，還愛跟本地的一些媒體人士組成號稱“廣州最有名的飯局”，一起談天說地。這與廣州很多“在商言商”的務實商人顯得有所不同。
　　而“在商言商”在他嘴裡有著不同的闡述，“商人就是要商量嘛，有事好商量”。他由此又談到了“協商民主”，“公共事務的解決需要協商”。他奉行的原則是，“用對話代替對抗”。
　　不久前，大洋網的評論員萬慶濤“入伙”，“廣州公共觀察”的隊伍又壯大了。有人提出要不要給“廣州公共觀察”找個娘家。對此，內部意見尚不統一。
　　近來，一些外地朋友找蘇少鑫請求加入這個“組織”。這位“秘書長”沒有將大門敞開，還跟那些人開玩笑說：“你們自己建個‘廣州公共觀察’的‘分舵’吧。”
　　在不以飯局相會的大部分時間里，觀察員們在互聯網上相聚。有人在微信群里拋出一條新聞，問：“介入嗎？”有人搭話：“介入。”
　　根據觀察員的約定，是否以“廣州公共觀察”的名義介入具體的公共事務，實現每個觀察員的“一票否決制”。
　　他們還商量用“羅伯特議事規則”來商討問題。這是這個鬆散“沙龍”為數不多的規則之一。
　　另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在他們身上也找到默契，“不管怎麼罵，就是不罵自己的單位，也不牽涉個人的事情”。
　　有同事對李公明表示“不滿”：“你批評別的部門那麼多，為什麼不說說自己單位的事兒。”對此抱怨，李公明每每笑而不語。
　　飯局下次再約，“挑刺兒”還在繼續。垃圾焚燒、被破壞的文物、該不該取消電動自行車、出租車要不要增加車輛……
　　他們對廣州有這樣的“不滿意”和那樣的“看不慣”，但他們又慶幸，“哎呀，幸虧是在廣州！”　　（原標題：“刺兒頭”聯盟）